向生活索取美丽的画卷

                                           ——记当代著名美术家哈孜·艾买提

   一

    哈孜 ·艾买提出生在喀什噶尔绿洲这个瓜果、歌舞和文化之乡。

他的父亲是一位博学识广的宗教法官，藏书万卷。这些经书史籍，给儿童时代嗷嗷待哺的哈孜·艾买提以丰富的营养。他渐渐地对东方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历史的传承和文化的取舍，穆斯林画家都主工装饰艺术，而忌讳表现人物艺术。哈孜?艾买提在感知天意的灵犀里和在他父亲特殊身份的佑护下，开始研习人物画，他如痴如醉地画战争场面、武士和骑士，直到1951年考进喀什师范学校，开始染指毛泽东头像浮雕的临摹和关于“减租反霸”连环画的创作，并用自己所掌握的画技把“抗美援朝”的内容表现在学校的板报上，这使他在学校里出类拔萃，从此，他便在艺术的堂奥里迈开了第一步。

   1954年，哈孜·艾买提考入新疆大学艺术系，在前苏联列宁格勒列宾美术学院研究生画家格里亚佐夫的亲诲下，严格地接受了“契斯卡科夫教学法”的培训，对透视学、造型学和色彩学进行了深刻的理解和全面的应用，又研读了众多的西方艺术哲学和西方美术作品，使他对艺术的认识有了理性的飞跃，绘画水平也有了极大的飞升。1962年，他根据维吾尔族民间故事创作的油画《艾里甫与赛乃姆》（1980年复制）轰动了新疆画坛。这幅油画画的是一对服饰华丽容貌俊美的青年男女，花前月下热烈相约的景况，背景是皓月当空，寺楼林立，以暗喻时光的美好；前景是沮丧的孔雀拖着它破败的屏羽，以暗喻少女的沉鱼落雁之貌；树荫里是怒目拔刀的武士，以暗喻专制势力的阻挠。表现的是青年人反对黑暗反对专制，追求光明追求自由的主旋律。在当时却没有按照的这样的意义来弘扬，却按照“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的标准，在1962年的文艺整风中被烧毁，这不是他的挫折，恰恰反证了他对主题的把握能力和对形式的创造能力。同年，他又创作了油画《罪恶的审判》，油画表现了一个巴依通过宗教法庭的不法审判而霸占民女的瞬间，创造了几十个迥然不同的人物神情：目空一切、刁蛮专横、哭号绝望、恐惧担忧、怜悯同情、愤怒缄默、冷漠无情、阿谀奉承、袖手旁观、无能为力和犹豫不决。几十个人物的几十种兼容的神情加宽拉长了油画的叙事空间，它是以史诗的叙事手法主述罪恶的，规模宏大，结构合理，内容丰富。这幅油画立意是高级的：它的画面内容是审判，是宗教法庭对一个有罪恶的佃农的审判。它的文字题目也叫审判，审判了众目睽睽之下的罪恶、光天化日之下的罪恶，是翻身的人民对巴依的审判，是正义对邪恶的审判，是新政对旧政的审判。出生在宗教世家的哈孜?艾买提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叛逆家族，叛逆阶级，这种出人意料的叛逆力量从何而来？从天性中涵带的善良里来，是与生俱来的“来”。如果一个画家的天性里没“来”善良，那么，他的作品就仅仅“来”得是丑陋，就不是丑陋与善良的统一和辩证。《罪恶的审判》在北京展出后，引起强烈的凡响。《罪恶的审判》揭开了新疆美术的新纪元，是他震撼一个时代的扛鼎之作，是他艺术生涯中的一个里程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后一时期创作的《清算》与《罪恶的审判》是姊妹篇，它们异曲同工，相得益彰，是批判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在新疆的杰出代表，也是对中国现代美术史的杰出奉献。

二

   先天的禀赋、后天的学识、火热的现实生活、深刻的艺术实践、广泛的文化交流和崇高的社会责任，把哈孜·艾买提从一个普通画家塑造成为一个著名的艺术家。1979年至1982年，他根据历史典籍和维吾尔族古代文学，潜心钻研，慎重治学，以深厚的艺术功力创作了《阿曼尼莎汗》、《麻合穆德·喀什噶里》、《热碧亚与赛丁》和《尤素甫·哈斯·哈吉甫》等一批对穆斯林文化艺术有贡献的历史人物肖像，透过这些人物，人们可以看到音乐家阿曼尼莎汗的天生丽质和纯洁心灵；可以看到大学者麻合穆德·喀什噶里的日理万机和孜孜不倦；      可以看到诗人尤素甫?哈斯?哈吉甫的才华横溢和睿智清高；可以看到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和他们所代表的时代精神；可以看见他们眼睛里闪现的善良是与哈孜·艾买提眼睛里善良是一脉相成的。1984年至1994年，是中国历史上改革开放突飞猛进的十年，新疆农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哈孜·艾买提以一个艺术家的敏感，跟紧时代，深入生活，先后创作了《木卡姆》、《牲畜市场》、《叼羊》、《喀什噶尔小街》、《湖畔琴声》、《地毯?维吾尔人》、《羊巴扎》、《猎手》、《旅途中》、《姑娘追》、《驼铃》、《乐迷》、《民歌》、《帕米尔雄鹰》、《手鼓舞》、《火光》和《赛乃姆》等一批风情、风土、风俗和风物油画，这些画以人物为核心，集中表现了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塔吉克人的豪迈粗犷的性格、乐观顽强的精神，是与时代与生活密切相关的，这些油画都有一个细节作基础，都有一个现实生活的细节或历史生活的细节作基础，通过对细节的回忆和联想处理、放大和缩小处理、物化和诗化处理，来升华立意的，来规定构图的。

三

   《萨玛》令人难忘。

萨玛是维吾尔族民间带有宗教色彩的舞蹈，肃穆而浪漫，虔诚而活泼。《萨玛》这幅画，是西装革履的哈孜?艾买提与民众舞蹈在其间的过程。他用绘画的语汇对生活的态度和艺术的态度的虔诚表白，是他对本体论和方法论的辨证理解。一个艺术家的艺术生涯由本体论（创作）和方法论（觉知）所支持。

本体论是艺术本身的创作规律、创作风格和创作技巧，给画家带来的是“要怎么画”问题。在艺术的道路上，大致有三条道路：一是走东（中）方艺术之路；二是走西方艺术之路；三是走东（中）西艺术结合之路。这三条路，不可能形成的两种风格：从抽象到抽象，从抽象到写实；可能形成的两种风格：从写实到写实，从写实的抽象。哈孜·艾买提走的是东（中）西艺术结合之路；形成的是（批判）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在这条路上，哈孜·艾买提克服了“要怎么画”的（创作）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哈孜·艾买提几十年来通过研究实验，已经迎刃而解的问题。本体论支持的哈孜?艾买提通过“结合东方西方造型艺术和色彩艺术，淡化西方绘画的光影效果，有机地分布平光，强调东方绘画的线描技法，以流畅的线条，对人物进行简练而细致的刻画”的技法，来完成油画创作的，使他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表现得惟妙惟肖。

    方法论是艺术来源、艺术主题和艺术内容，给画家带来的是“要画什么”的问题。现实生活和历史生活都是生活。“向生活索取艺术”，“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一个人的生活经验和内心思考深刻遇合到一定的程度时，就会说出这样的大话，最终成为某个领域的大师。这样的大话，朱光潜、高尔基、叔本华、瓦格纳、罗丹、海德格尔、狄尔泰和邓肯等各路大师都说过，他们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籍、以不同的语汇，通过对文学、诗学、哲学、音乐学、舞蹈学、雕刻学、透视学和色彩学的实验研讨，最后异口同声说到一起的。

哈孜·艾买提说：“生活是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歇的源泉。画家要向生活索取美丽的画卷。”因为这句话，构成了他艺术的方法论，使他解决了“要画什么”的觉知问题。许多人远离生活，不到现实生活和历史生活中去寻找艺术，苦思冥想，无病呻吟，墨守成规，闭门造车，他就失去正确的方法论做导论，他就远离了艺术，画出来的画就通假通伪。由于正确的方法论，哈孜·艾买提的作品才有了立世存在的理由和社会公议的资格。无论是《罪恶的审判》、《清算》、《泪雨洒心田》、《艾里甫与赛乃姆》、《阿曼尼莎汗》、《麻合穆德·喀什噶里》，还是《木卡姆》、《地毯·维吾尔人》、《旅途中》、《姑娘追》、《驼铃》、《乐迷》、《民歌》《刀郎魂》，都足以说明他整体油画水平的循回渐进和炉火纯青之高。正是这些作品，标明了他“批判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在中国当代油画界的独树一帜。正是这些作品，确立了他在中国当代美术界的地位、“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的地位；也确立了他“新疆油画史重要的开创者”的地位、“新疆油画人物画缔造者”的地位和“新疆油画人物画画家群领头人”的地位。

四

    如果说哈孜?艾买提的油画是中西结合的大成，那么，哈孜?艾买提的中国画则是西中结合的结果。也可以通俗的说，他的油画有中国画的因子，他的中国画里有油画的因子，是正向逆向的双向通达。                  

   1995年前后，哈孜?艾买提凭着高超的西画功底和文化涵养，开始尝试中国画的创作，他遵守了中国画普遍的属性，借用了油画的立面透视、光线的明暗配置、色温的冷暖渐变和色彩的晦艳对比等技巧，触类旁通，又迅速融汇贯通，使中国画达到了相应的艺术高度。

哈孜·艾买提的中国画有浪漫主义、有夸张主义、有写实主义、有超现实主义的因子，但不是这些“主义”的风格，而是把这些“主义” 当作技术来应用，成为他绘画熟练的手段。介于他的代表作品、社会声誉、立意于“生活是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歇的源泉，画家要向生活索取美丽的画卷”的方法论和立足于“中西结合或西中结合”的本体论，他的中国画所形成的风格也是（批判）现实主义的。

五

   哈孜·艾买提是一个（批判）现实主义的画家。他的现实性是永远的。对于当代来说，这个“现实性”是一种承上启下的编年关系，承上是历史，启下是未来。没有历史就没有现实，历史是分娩现实的母体，那就追本朔源，沿着历史而上吧。

早在1980年，他就画下了麻合穆德?喀什噶里埋头书海、刻苦研读的工作肖像：《麻合穆德·喀什噶里》。

   在2005年8月，在纪念麻合穆德?喀什噶里诞辰1000周年之际，哈孜·艾买提又创作了麻合穆德·喀什噶里的标准像：《麻合穆德?喀什噶里》，是哈孜·艾买提肖像史上的又一个奇迹。哈孜·艾买提完成的这两幅肖像，一前一后，虽然时差是24年，却凝结着他毕生的精力。哈孜·艾买提科学地分析了当代众多的面貌特征和头骨造型，通过精读《突厥语大词典》、尤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和菲尔多西的《王书》，钩沉历史，谨慎治学，在民族的风俗情趣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原则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画出了心目中的、集古代和当代优秀维吾尔人缩影的、象征民族精神的《麻合穆德·喀什噶里》。

哈孜·艾买提在创作这幅肖像画时，一改前期画人物的手法，淡化了背景，甚至是消解了背景，强化的是意蕴和象征，以更大的激情、崇高的敬意和精湛的手法刻画人物，凸显人物的性格和内心世界，凸显人物的性格和内心世界里所要象征的民族精神，因为他知道一切手段和技法必须为内容服务；他的淡化是为了消除一切杂念，他的强是为了集中表现精神。画面里的麻合穆德·喀什噶里从心底里散发出的善良，使他面貌慈祥温和；他的鼻子像天山一样挺拔，他头缠洁白的散兰，又像凝固在山顶的白云，反衬出他洁净的心灵；他的一只眼睛里深邃清澈，辉映着太阳月亮、大地的丰收和火热的麦西来甫，另一只眼睛里，智慧洋溢，存放着对历史的审视和对未来的祝愿；他棱角分明的嘴唇，像闭合的《突厥语大词典》，盛满历史的回声；他的下骸布满茁壮茂盛的胡须，显示出他的忠厚、虔诚、可靠和刚强；他的头颅不是静止的，而是与地球一样旋转着，他是一个宇宙，他永生！哈孜?艾买提完成的工作肖像《麻合穆德·喀什噶里》和人物肖像《麻合穆德·喀什噶里》，一前一后，虽然时差是24年，对麻合穆德·喀什噶里这个维吾尔族学者是最好的爱国主义的纪念和英雄主义的赞美，是哈孜?艾买提对他一生的总结性塑造（或捕捉），他可以含笑人间，流芳百世。

六

   人物是任何艺术所要表现的核心要素。作为视觉艺术的美术应该格外注重表现人物，通过塑造（或捕捉）人物的形象，与人们沟通。艺术的共性就是通过准确塑造（或捕捉）人物的形象，与人们通讯、通感、通情和通灵，以启迪、感染和重塑而达到赏心悦目的目的。就像人们看到《尤素甫?哈斯?哈吉甫》，就会想到波德莱尔或普希金一样。

   哈孜·艾买提对美术最大的贡献就是他对人物的不断塑造（或捕捉），他才是塑造（或捕捉）人物形象的大师。不论是站在哈孜·艾买提的油画前，还是徘徊在哈孜·艾买提的国画旁，我们都被他准确塑造（或捕捉）艺术人物特征的才能所折服，他不但科学地塑造了《麻合穆德·喀什噶里》《尤素甫·哈斯·哈吉甫》和《米尔扎·穆罕默德·哈依达·库尔甘尼》等历史人物和民族英雄，他表现的这三位人物的普遍性特征都是智慧闪烁，但在普遍性中又透出特殊性：画面上的《麻合穆德·喀什噶里》睿智深邃；《尤素甫·哈斯·哈吉甫》睿智清高；《米尔扎·穆罕默德·哈依达·库尔甘尼》睿智孤傲，这三位人物个性迥异。他对平常人物的塑造也毫无雷同，到达炉火纯青的境地，他新近的两幅《老农》都表现的是朴实的农民，画面上的一个农民朴实中带着坦荡豁达，另一个农民在朴实中露出狭隘自私。从以往的《罪恶的审判》、《清算》、《木卡姆》、《天山颂》、《刀郎魂》、《地毯?维吾尔人》、《阿凡提嘲笑国王》，到刚画完的《纳孜尔库姆》，众多活龙活现的人物，百态涌动，千姿招展，万象横生，亿态大的方，构成了现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盛况，是生活场和文化场的浓缩，是历史和未来的有效连接，加强了 “现实主义”绘画概念在新疆的永久贯彻，稳固了“现实主义”绘画阵地在新疆的长久耸立。

    在哈孜·艾买提的美术世界里，我们还看到了他遮蔽在画面后面的、不为绘画表面所表现的一个方法：美术不但要表现人性追求积极向上、美满幸福、安居乐业和英勇顽强的正面，而且也要表现人性涵盖的幽默诙谐、懒散奸猾、忧郁困苦和丑陋罪恶，所有一切，使哈孜·艾买提的美术作品内容丰富，雄辩深邃，耐人寻味。

   哈孜·艾买提已到耄耋之年，他的未来充满光明：他布光于新疆大地，笔蘸于新疆情怀，墨泼于新疆文化，彩绘于新疆风土，他立足于新疆，向新疆要画卷，向新疆的生活的要画卷，他是扎根新疆沃土的画家，他是新疆的骄傲！